邓丽君想回大陆走走,却被一位重量级人物阻止,原来另有深层用意
很难想象,一个家喻户晓的歌星,哪怕站在聚光灯下、哪怕红遍亚洲,其实也可能在某个清晨,为了一个“能不能回家”的问题愁肠百结。1982年夏末,台北敦化北路上一处老式洋楼里,还带着淡淡檀香的化妆间里,邓丽君低头整理一只镶着小花的绸缎手包。化妆台背后的门吱呀一声推开,助理小林探进头,一时间神色欲言又止。“阿君,我得跟你说件事——是有点麻烦的那种。”邓丽君以为是哪个电视台临时改了通告,笑着问:“又临时换场地啦?”小林皱着眉摇头,看了她半天,才轻声道:“是你回大陆...怕是没那么容易。”可谁会想到,一个梦寐以求的归乡路口,居然在歌声之外,翻涌起一阵海峡两岸的寒流。这位看起来谁见谁爱的金嗓子,也会为亲情、土地、归属这些老掉牙的问题困住脚。
说起来,邓丽君为什么那么放不下大陆?旁人看热闹,往往只记得她穿旗袍唱《甜蜜蜜》,却很少有人关注她小名“阿君”背后的故乡情。她的根,其实在河北。她老爸抗战时还是个吹号的小军官,打到最后随国民党船过海、定居台湾。但老家的亲人,还有母亲那边的一大家子,却都留在大陆。家信隔着海峡,常常一年没个准信。从小,母亲睡前念故乡的那些碎碎念,成了邓丽君心底割舍不掉的牵挂。
隔着几十年时光回头看,真正决定邓丽君命运的,早就不是她的唱功有多厉害,也不是百变的舞台,她费尽心思的都是怎么让一家人再聚聚,可偏偏这成了她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心结。
话说回来,她并不是第一次碰到这场“钉子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社会风向渐变,气氛明面上比之前宽和,可风口浪尖上的人最清楚哪儿能走、哪儿不能碰。邓丽君每逍遥完一场演出,常有亲友悄悄劝她“收着点”,别把“回大陆”这茬放在嘴边。可她,偏偏是个心软的人。尤其每到清明、春节,总要悄悄在台北花市挑点菊花,然后写长长的卡片,寄往北方一座叫“邓家湾”的村庄,可惜从没得到回信。
小君以为自己只要唱得好,日子就一定能圆满。可真正的生活,从不会拿“娱乐圈第一”当护身符。这一点,在她试图回大陆时,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有意思的是,拦住她脚步的,不是别的,正是执政台前的蒋经国。提起老太爷蒋经国,他的敏锐和多疑是出了名的。这个人,最忌讳国共之间任何亲疏不明的人际“缝隙”。就像薛岳早年在台上曾说,“天高皇帝远,但凡沾点红就有麻烦”,这个气候下的人,就算一身正气,也难以独善其身。
其实,比起原先流传甚广的“蒋经国拍桌子怒吼”那种场面,我倒觉得更真实的是,他听到邓丽君回大陆的念头,只是摘下眼镜沉默了很久,然后喜怒不定地问旁边的侍从:“阿君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,现在又要回大陆,她到底是怎么想的?”那会儿的老蒋,正时常为林青霞拒绝赴美会面的安排发火,对名人“墙头草”的影响最是上心。
这背后的疙瘩,不单单是蒋经国自己的老账。邓丽君成名不光靠台湾。她那一口标准的日语、还有在大阪连续两年登台红白歌会,在日本混出了名头。这在当时的台湾高层看来,总觉得有点“不安生”。尤其经济起飞,却总有人文化心归“异邦”,听着让当政者坐卧不安。
台湾本地对日本情感复杂得很,老一辈听不得“日系”两个字。这一点,和许多高级官僚,比如陈诚当年主张的“本省人不得参军”,其实如出一辙:敏感、戒备、难以信任。
别以为这就是“小题大做”。有一次,邓丽君在高雄唱完歌,台下有个听众写纸条上台,大意是“阿君啥时带爸妈回来?”她捏着那字条笑,回家却哭了。亲人已断音讯多年,她能回去吗?身后千万人翘首以盼,她偏偏被现实隔绝在外。这种憋闷,八十年代台湾社会普遍有感。老人们常在清晨公园里互诉衷肠,说“我们这代人啊,家人各散东西,剩下我们在这岛上等消息。”
至于蒋经国的“宿怨”,其实还隐隐藏着别的嫌隙。早期台湾白色恐怖时,有不少台籍艺人因“思想不端”被禁演,邓丽君却总有日本、香港的舞台,免不了让岛内某些人心生猜忌。她后来多次在香港、马来西亚举办巡回演唱会,不久后差点被扣上“通外敌”的大帽子。有人说,“一个女人的嗓子,怎么就成了政治炸药?”可偏偏就是这样荒唐。
有趣的是,香港也没那么自由。一九八三年,邓丽君行程停留九龙半岛,因签证问题,几天里不断被记者追问到底是哪边的“大人物”干预了她的自由。她心里何尝不是明镜,事情早就超出自己能掌控的范围。
其实,邓丽君内心一直有股执拗。她曾私下对好友说,“我只是想看看那片土地,哪怕是偷偷摸摸地走一趟,也就死而无憾。”这话听起来没什么,但当年大半台湾普通百姓,就是这种微弱而执念的愿望。家在大陆的台湾人,哪怕有再高的社会地位,回归的路依然遥不可及。有人总结说,这是一代人永远的乡愁。
这些年过去了,后来看她的唱片飘入重庆小巷、哈尔滨夜市,哪怕官方把她的磁带一度列为“待查品”,还是挡不住她的嗓子钻进千千万万个家庭——女孩子们学着她唱台腔京味儿的《何日君再来》,没人觉得“她是外来人”。后来邓丽君本人逐渐淡出聚光灯,台湾新一代歌手纷纷北上,“东成西就”的表演变成了常态,这之间的时代变迁,已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。
到今天,两岸艺人来来往往早没了当年那道铁门。谁还会想到,邓丽君曾经为了一场家宴、一个演唱会,被困在岛上四顾茫然。那些未曾谋面的亲人,后来也大多在岁月里凋零,化成她歌里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的那抹惆怅。
有时候想想,人哪,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刻。一个人的梦想,碰上那个时代的风浪,再小的愿望也会被涌成惊涛骇浪。
这一切如果让当年的小君自己再选一次,是否还会甘冒禁令,执意张望远方的老家?这个问题,谁也说不准。只剩下那些空无一人的后台和反弹琵琶的老唱片,在风起时刻,像一阵热闹又寂寞的回音,飘在每个不甘与失落交织的夜里。
当年她想回家的愿望未能成真,可今天那些穿梭海峡的年轻面孔,或许,也都是替邓丽君,把最朴素的思乡之情一点点补圆了。人算不如天算,时代终归会给出它自己的答案——只是,有些人的遗憾,比岁月还长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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