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武汉解放前夜：军统特务的“潜伏”计划，为何一夜崩盘？
1949年春天，武汉街头看似平静如常，实则暗流汹涌。#中国近代史# #武汉# #你看过《保密局的枪声》吗# #潜伏#长江奔流不息，国民党政权却已摇摇欲坠。
就在这历史巨变的前夜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。已改称“国防部保密局”的军统正全力部署“潜伏计划”，妄图在武汉解放后，继续进行破坏、颠覆与暗杀。
这不是影视剧的虚构桥段，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。
根据原军统湖北站上校副站长刘非的回忆，军统在武汉所谓的“应变”行动，堪称一场精心策划却注定失败的末日狂欢。
早在1932年成立之初，军统就以“秘密领导公开，公开掩护秘密”为原则，逐步渗透进武汉的每一个角落。到1948年，军统湖北站已是甲种编制，站内人员30余人，下设24个情报组，遍布襄阳、宜昌、沙市、咸宁、恩施等地。
更可怕的是，军统还通过“公组制”，将华中“剿总”二处、汉口市警察局、武汉警备司令部电信监察科、平汉铁路警务处、两家兵工厂警务组、湖北省水上警察局、中国经济通讯社武汉分社等要害部门捆绑在一起。
这些单位的负责人，清一色都是军统分子，既是政府官员，又是特务头目。利用他们紧紧攥住了武汉的军、警、交通、通讯、经济命脉。
1948年10月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突然飞抵武汉，住进汉口青岛路保安大楼。他此行目的只有两个，一是开除“不忠分子”黄藩初的军统籍，杀鸡儆猴；二是部署“应变”计划。
在平汉铁路局俱乐部，毛人凤对300多名特务训话，一边鼓吹“美英不会坐视”“守住长江就有希望”，一边下达死命令：“与城共存亡！”
他还批准了《战时公密联系方案》，成立“公密联合办公室”，整合所有特务力量，准备在武汉打一场“地下战争”。
然而，历史没有给他机会。
仅仅一个月后，淮海战役爆发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国民党主力陆续被歼灭，南京政府开始徨徨南逃。军统的战略也从“死守”迅速转向“潜伏”。
1948年11月，原站长余克剑因是湖南人，“湖北地方关系少”而被调离。接任者谢经武是地道的湖北枣阳人，地道的军统老特务，按照保密局的指示给湖北站下达了死命令：
1949年3月底前，裁撤湖北站所有外勤单位；秘密组建潜伏小组，务必“短小精悍、绝对秘密、就地生根”。
潜伏人员选拔极为苛刻，有“三不要”原则：身份已暴露的不要；担任过军政职务的不要；无社会职业、无可靠掩护的不要。
优先医生、教师、小商人、工人、摊贩等普通人，这才是军统眼中最理想的“伪装者”。
从1948年12月起，湖北站秘密布下10个潜伏组，重点覆盖武汉三镇及交通要道：
汉口第一组：藏身于公共汽车修理厂职工宿舍，组长是职员吴某，其妻为小学教师；
汉口第二组：设在保成路“杨继华医师诊所”二楼，电台伪装成医疗设备；
武昌第一组：大成路“松山汽车材料行”老板童松卿，以店员身份掩护报务员夫妇；
武昌第二组：中正路（今解放路）一家照相馆，报务员在斗级营摆香烟摊；
汉阳组：组长田文生，利用组员李楚乔岳父的中药铺作掩护；
咸宁、广水、应城、沙市等地，也分别设有潜伏点。（襄樊由于情况特殊，由河南站安排布置）
每个小组不超过5人，半年经费一次性以黄金、银元支付。解放前严禁活动，只求“静默潜伏”。更关键的是：各组之间严禁横向联系，只与台湾保密局总部单线联络。
1949年2月，保密局派毛钟新、刘钧二人来汉验收。他们在江汉路海陆饭店秘密接见各组长，实地检查电台掩护方式，满意后才发放密码本与经费。验收完毕，这些小组便与湖北站“断绝关系”，成为台北直接指挥的“孤岛”。
但军统的阴谋远不止于此。原副站长刘非透露：武汉的潜伏，至少是“多线并行”。
第一线，是湖北站布下的10个组；
第二线，是保密局汉口电讯支台台长张声麟，奉命另建独立潜伏电台；
第三线，连湖北站都不知道。1949年2月，刘非在轮渡上偶遇毛钟新，问及是否去检查武昌潜伏组，毛锺新冷冷回答：“不是你们布置的。”
他们随后乘车前往“中正桥”（今解放桥）一带。显然，那里还藏着由保密局总部直接遥控的、更为隐秘的潜伏力量。
保密局的算盘打得太精了，即便一条线被破，其他线仍可继续作恶。然而，他低估了人民的力量。
1949年5月16日，武汉和平解放。
那些自以为能“长期潜伏”的特务，在新生政权的雷霆手段和群众的火眼金睛下，迅速暴露。诊所里的电台、照相馆的密码、香烟摊下的发报机……一个个被起获，一个个潜伏组被连根拔起。
而保密局湖北站本身，也在1949年6月于衡阳宣告解散。所有档案焚毁，人员遣散，这个为害湖北17年的特务机构，终于灰飞烟灭。
回望1949年的武汉，军统的“应变”与“潜伏”，不过是垂死挣扎。机关算尽，伪装再深，也敌不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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